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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贸易的迷信
  
  对贸易政策的讨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历史一样久远,而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自由贸易最优论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在亚当斯密为正统的经济理论构建最初的理论体系时,他就把对自由贸易最优性质的论证当作整个理论体系的主要部分之一。从那以后,自由贸易最优论在正统经济理论中的统治地位几乎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改变的只是对它进行理论论证的着眼点。
  自李嘉图以来,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了三代不同的国际贸易理论(或者说,三代不同的理论“模型”)。这三代理论的代表分别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或比较成本)学说、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行业内贸易”模型。
  真正论证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质的,是正统国际贸易学说中的那两代老的传统理论,也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正是它们使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陷入迷误。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国都实行自由贸易,长期中任何两种产品价格之间的比率在各个国家的市场上都应当相等,因为当一国市场上某两种产品价格之间的比率与另一国不同时,将产品从它的相对价格较低的国家贩卖到其相对价格较高的国家就会有利可图。而任何两种产品之间的相对比价在竞争性的经济中总是取决于它们的长期平均成本之比。利用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的相对比价的套利行为将使各种产品之间的相对比价在不同国家趋于一致。从这种套利性的贸易中最终会产生一种国际贸易结构,在这个国际贸易结构下,每个国家向别国出口的产品,都是它在没有对外贸易时相对生产成本低于别国的产品。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都依据对竞争性经济的这种看法来阐发其对外贸易理论。
  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遵循着李嘉图说明自由贸易好处的论证方式。
  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都强调,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它们都证明了,自由贸易会使各国都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从而按相对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一个有效率的国际分工结构。这样一种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结构有利于参与国际贸易的每一个国家。这就是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自由贸易好处的根本论证。
  但是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它会严重地妨碍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正统国际贸易理论在论证自由贸易的优越性时,自己也在科学上陷入了严重的迷误。
  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实行国际分工之所以有可能妨碍技术进步,是因为它可能阻碍一国产业的技术密集化进程。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我们应当进一步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而在不同产品上,能够选出的成本最低的生产方法有着明显不同的技术含量。这样,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于飞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前边已经说过,自由贸易的好处是用比较优势原理来论证的,这种原理具体化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中。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我们说自由贸易不利于落后国家的发展,这等于说以比较优势原理所作的对自由贸易最优性的论证不能成立,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
  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就是著名的“学习效应”。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
  可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自由贸易政策的辩护士们否认不了学习效应的这种重要作用。但是他们强调,如果一国有完善的资本市场,生产新产品的企业学到的技术又不会流失到别的企业去,私人投资者就是在自由贸易下也会向有巨大学习效应的产业投资,其目的是获得生产率自动提高之后的高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时也会承担生产新产品初期的亏损,由此而得到提高技术水平的“学习效应”。还有人论证说,对部分产品征收高关税总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因此,扶植有巨大学习效应的产业的最好办法是给予政府补贴,而不是提高关税。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
  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
  
  上一节的讨论主要限于理论层次。从理论上抽象地说,自由贸易政策确实有利于按当前的生产技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每一个贸易参与国的经济效率;但是它也可能放慢甚至妨碍落后国家利用“学习效应”来从产业结构上加快技术进步。这样,对应不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这个问题的解答,实际上取决于这两个方向相反的作用中哪一个的作用更大。在经济科学现在的分析水平上,还只能靠历史上的经验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
  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制造业还落后于其它国家时,英国政府一直采用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扶植本国的制造业。
  这仅仅是当时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之一例。16世纪下半期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英国禁止进口金属制品、皮革制品以及其它许许多多工业品。1650年到1663年英国一连制定了几个航海条例,严禁外国船只参与对英国及其殖民地贸易中的许多种运输。为了迫使荷兰承认这些航海条例,英国甚至不惜在17世纪下半期与荷兰进行了3次战争。
  
  
  
  
  
  
  
  
  
  
  
  
  
  
  
  
  
  
  
  
  
  
  
  
  
  
  
  
  
  
  
  
  
  
  
  
  
  
  
  为了鼓吹自由贸易的理念,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散布了一系列违反历史事实的谎言。典型的谎言之一,就是断言“科学技术革命都是在自由贸易下发生的”。
  按照通常的说法,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下半期在英国发生的“产业革命”,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第二次科技革命则开始于19世纪末,以电气化和汽车化为标志,美国靠了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的领先地位而成了以后一个世纪中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可惜的是,与自由贸易的辩护士们所断言的恰恰相反,这两次科技革命都并非发生于自由贸易之下,而是出现于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之下。
   根据经济史上公认的记载,“产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下半期的英国棉纺织业,其特点是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1733年英国的钟表匠开伊发明了飞梭,提高了织布效率;1764年织工兼木匠哈格利夫斯发明了纺纱用的珍妮机;1769年发明了以理发师阿克莱特命名的水力纺纱机;1774-1779年间克伦普顿兼采珍妮机和水力机的优点,制成了“骡子”纺纱机;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了用水力推动的自动织布机;而1776年瓦特改进了前人发明的蒸汽抽水机,制成了单动式蒸汽机,10年之后蒸汽机开始应用于棉纺织业。这一系列机器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英国的棉纺织业首先完成了从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过渡。它的榜样带动其它各个生产部门也采用机器生产,由此而形成了“产业革命”的浪潮。按照经济史家的看法,英国的产业革命到19世纪40年代初基本完成。
   正如上一节所指出的,在这个轰轰烈烈地进行产业革命的年代中,英国实行的是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对最先开始产业革命的棉纺织业,英国的贸易保护尤其严厉。在18世纪初,英国完全禁止进口印度等地的价廉物美的棉布;以后直到19世纪初,英国还对进口棉布征收极高的关税。虽然亚当斯密在1776年就出版了那本被视为自由贸易的福音书的《国富论》,虽然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但是英国真正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20年代,那时产业革命已经接近完成了。从时间上说,英国的产业革命基本上是在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下进行的。
   不仅如此,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还与产业革命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下边我们从美国历史学家海斯等人所著的《世界史》(Carlton J. H. Hayes, Parker Thomas Moon, John W. Wayland: World Histor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46. p.587-588)中随便摘引一段来说明这中间的因果关系:
   在克伦普顿发明“骡子”纺纱机和卡特赖特发明自动织布机之后,“纺纱和织布的新机器最初几乎只由棉布制造者所采用。其原因是有趣的。18世纪以前,棉布在英国被认为是奢侈品,主要是从印度进口的。但是在18世纪初,呢料制造者劝说议会禁止使用‘洋布’(印度棉布之称),以保护那时英国最引以自豪的毛纺工业。结果并不全象议会所期望的那样。由于人民仍大量需要棉织品,英国的棉织工们能够从事一项兴旺的行业。不但英国棉布制造商渴求利用机器来增加产量,而且他们也可以自由地这样做,不受重商法规的阻碍,这些法规确实曾经阻碍了较古老的、更为重要的毛纺工业。
   “哈格里沃斯的珍妮机、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克伦普顿的‘缪尔’机和卡特赖特的自动织布机使棉布贸易大为扩展,而毛纺织工们仍墨守陈旧的手工方法。可是后来,毛纺业也使用了新机器――麻和丝也同样――但是棉纺业比起其它还是领先了。”
   一般的经济史论著在说明产业革命首先发生于棉纺织业中的原因时,都强调毛纺织业中重商主义法规的妨碍作用。它们都没有说清问题的另一方面――棉纺织品的进口壁垒与产业革命的关系。其实,对任何有经济分析头脑的人来说,这中间的因果关系是很容易发现的:
   英国人民喜欢漂亮的棉布;由于政府禁止了价廉物美的亚洲棉布进口,他们不得不以较高的价格购买本国产的棉布。由于本国棉纺织业不发达,技术水平也低,棉布产量与居民的需求相比太少,就使国内市场上的棉布价格相当高昂,以致尽管本国的生产成本比较高,棉纺织生产还是极为有利可图。这就刺激了棉纺织业者尽力增加棉布的产量。但是,恰恰是由于英国的棉纺织业落后,它没有足够多的纺织技术工人来生产以满足市场的需求。纺织工人的数目太少成了妨碍增加棉布生产的最主要“瓶颈”。于是棉纺织业者们就有了强烈的欲望去发明机器,以便用现有的少数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产业革命就是这种发明冲动的产物。
   《白银资本》一书的作者弗兰克还指出了英国首先进行产业革命的另一个原因:英国工人的工资比较高,使得英国的企业主有更强的愿望去以多使用资本的机器代替昂贵的劳动。我们还可以补充他的论点说,英国的社会体制也使英国有较高的积累率,从而资本的利息率较低,有助于推动人们使用机器。
   在产业革命之前,英国生产棉布的相对成本显著地高于印度等亚洲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原理,英国应当放弃棉纺织品的生产,从印度进口棉布。而如果英国真的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免去棉布的进口关税的话,英国的棉纺织业会被彻底冲垮。那样英国将不会生产棉纱和棉布,也不会在棉纺织业中开始产业革命。没有英国18世纪保护幼稚产业的对外贸易政策,我们可能根本就不会有那场伟大的产业革命!
   进行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主力国家当时实行的也绝不是自由贸易政策。
   19世纪末发生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在美国取得了最显著的成果。美国人爱迪生在19世纪70年代全力投入技术发明,先后改进了电灯、电话,发明了留声机,使世界进入了电气化时代。德国人本茨于1885年开行了第一辆使用汽油机的汽车,1893年美国出现第一辆汽油机汽车。这些发明及其应用使世界进入了电气化和汽车化的时代。但是正如上一节指出的,进行这一系列发明的年代正是美国和德国强化其保护关税制度的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其实是在美国和德国的保护关税制度之下推进的。
   当然,同时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有因果关系。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于保护关税之下,这不等于说保护关税促进了那次革命。目前我们的研究还不能说明,美国和德国的保护关税制度怎样促进了当时的那场科技革命。平心而论,激发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最有力的政策性因素,应当是当时美国和德国实行的保护专利的法律。这在美国表现得特别明显。史学家们公认,18世纪末以后美国工业显著发展的一个非常强有力因素,是联邦政府制定的专利权法律。机器的发明因此受到了鼓励。尽管如此,我们起码可以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明,科技革命并不是只能在自由贸易中发生,保护关税下也同样会发生重大的科技革命。
  第四节 自由贸易中的失败者
   迄今为止,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靠一贯实行自由贸易而从落后国家变成了最发达的先进国家。但是历史却提供了无数的实例,说明对外不实行贸易保护的国家如何落后下去。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拉丁美洲各国、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
   虽然拉丁美洲各国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拉丁美洲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
   当然,拉丁美洲各国一般都没有真正彻底地实行过自由贸易政策。它们国内也都有反对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观点和势力,各国政府也都采取过不少限制进口的措施,特别是对许多进口产品征收过高关税,甚至为保护本国的某类产业而征收过较高的进口关税。但是,拉丁美洲国家对进口品征收高关税的目的与当时的美国有着原则的不同。
   美国对进口的高关税是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而拉丁美洲的高关税却是为了使政府得到尽可能多的财政收入。为保护产业而征收的高关税最好是禁止性的,而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当然不想杜绝进口――那样政府就收不到关税了。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势必要允许进口达到相当大的数量,以保证可以从进口中收到尽可能高的关税。这样,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一般都不会给予本国产业以足够的保护。
   对于19世纪的拉丁美洲各国来说更致命的是,由于它们的关税政策主要是从财政收入的角度考虑的,一旦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好转,政府就没有很强的动力去维护对进口品的高关税。特别是当这些国家的出口增加之后,国内购买力的增加导致进口增加,政府由于关税收入增加而愿意降低进口关税税率,结果导致了进口工业品关税失去了保护本国产业的作用。
   到19世纪中叶,整个拉丁美洲大陆都转向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力图通过商品出口和外国资本流入来迅速发展经济,而它们所依靠的出口产品,只能是拉丁美洲各国有很强的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这样的外向型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一直被沿用到20世纪30年代,结果导致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片面依靠少数农产品。在世界性的农业生产过剩和30年代大萧条之后,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地位迅速下降,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都成了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由于在19世纪中坚持不懈地靠保护关税来发展本国工业,把本国建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强国,最后变成了经济最发达的富国。
   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搞的宣传伎俩,其目的是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很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
   现在的人都批评中国19世纪的洋务运动,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在1912年,发达的工业国中只有英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低于中国:当时中国的平均关税率不到5%,而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进口关税接近于0。但是英国当时已经是一个经济上正在衰落的国家,它的工业产量已经被美国和德国所超过。而那些新起的经济强国,特别是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快于英国的国家,都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其平均关税率都明显高于中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在法国为8.2%,在德国为8.4%,在意大利为9.8%,而在美国却达18.5%。这样简单的数字已经足以说明,落后国家要高速发展经济,就必须对本国的产业实行严格的保护。
   20世纪末的世界又增添了另一类的新问题:过去实行传统计划经济的国家转向市场经济。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一下子转向自由贸易造成了更为灾难性的后果。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俄罗斯。
   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在对外贸易上是超保护性的,因为任何商品的进口和出口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本国企业的生产都按照政府的计划,根本就不存在外国产品竞争的威胁。在以“大爆炸”的方式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俄罗斯一下子放开了对外贸易,急剧地转向了自由贸易政策,不仅取消了政府机构对对外贸易的行政控制,甚至将绝大多数商品的进口关税降低到0。这样一下子转向自由贸易政策,与“大爆炸”转轨战略的其它灾难性政策结合在一起,使俄罗斯的经济陷入危机之中,导致了整个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倒退。
   俄罗斯至今还没有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整个经济的产出水平严重下降,工业生产的下降尤其严重。与1990年相比,2000年的工业生产下降46%,机器制造业、轻工业、农业和煤炭业的生产潜力都被破坏。
   俄罗斯工业生产各部门受到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贸易的进出口结构:由于进口消费品几乎完全占领了国内市场,俄罗斯的轻工业生产下降了80%;由于企业大量购买进口的机器设备,甚至买进本国自己能造的机器,俄罗斯的机器制造业几乎被摧毁了。而俄罗斯出口的主要是原材料――石油、天然气、化肥等等,它还出口军工产品并向前苏联国家出口电力。这些能够大量出口的工业部门所受的打击比较小,有的产出水平还有所上升。
   俄罗斯轻工业所受到的打击很清楚地表现在俄罗斯的消费品市场上。2001年9月我访问俄罗斯时曾经逛过著名的俄罗斯百货商店。在这个几层楼的大百货商店中,除了出售食品的地方之外,在别的地方几乎就找不到俄罗斯本国产商品的影子。
   用正统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学说可以很容易地说明俄罗斯的轻工业为什么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俄罗斯资源相对丰富,过去发展起来的生产技术也是在生产耗费资源多的粗大型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在放开市场进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俄罗斯与国际市场相比,必定是原料型的产品和重工业品比较便宜而轻工业品比较贵。这就使俄罗斯的轻工业由于廉价进口品的冲击而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比较优势学说说明不了俄罗斯的整个工业生产为什么以如此之大的幅度下降了这样长的时期。按照比较优势学说,在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之后,俄罗斯的轻工业虽然被摧毁了,但是其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应当会迅速增加生产,因此“在长期中”俄罗斯的生产不但不应当下降,反而应当会上升。但是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已经10年,俄罗斯的工业生产仍然只有原来的一半左右,而俄罗斯原来的工业生产就比较落后,是一个工业还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优势学说之所以没有预言能力,又是因为它是一种静态的均衡分析,没有考虑动态变化的各种因素。
   它忽略的最重要因素是,现代的生产能力、特别是机器设备有极强的专用性。把生产消费品用的机器转用于生产重工业原料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是当轻工业企业由于产品没有销路而停产时,它的设备只能闲置,而不能转去用于增产销路很好的石油化工产品。结果是在那些被进口品挤垮的行业中,长期积累的、体现为机器设备的资本几乎被完全消灭了。这些行业的崩溃同时就意味着投入这些行业中的资本的毁灭,意味着整个国家的总资本相应减少。整个国家的工业生产当然只能减少。
   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业被进口品挤垮不仅意味着实际产出的减少,而且意味着整个国家资本积累流量的下降。实际产出的减少同时就是实际收入的减少,而实际收入的减少必然减少私人储蓄和资本的形成。不仅如此,整个国家实际收入的这种减少是由于很多人不再工作,从而完全失去了出售产品所得的收入,政府必须从还在生产并得到收入的人那里收取税费以救济这些没有收入的人。这会减少还在生产并有收入的人的储蓄,由此而进一步减少整个国家的资本积累。
   这样,由传统计划经济一下子转向对外实行自由贸易的后果是,不仅毁灭了国内的一大部分资本存量,而且随着产出的减少而大大减少了以后每个时期中的实际储蓄流量。这就使俄罗斯整个经济的总产出下降持续了10年之后还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在转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中国与俄罗斯的不同之处在于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战略。作为这种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是在20年的改革过程中一点一点开放国内市场的。到现在为止,中国仍然实行保护程度相当高的对外贸易政策,没有奉行自由贸易政策。有赖于中国实行了这样明智的经济政策,中国才没有发生俄罗斯那样严重的经济灾难。
  英国周刊《经济学家》2001年8月25日一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只大熊猫打乱了队形》,生动地描述了中国的经济如何在这样的对外贸易政策下崛起。
  该文指出,中国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模式来发展:“中国不是雁阵中的一只雁。它没有肯定这种陈旧的模式,因为它在生产简单产品的同时又生产先进的产品,既有简单的绒毛玩具,又有集成电路”。“任何产品在中国实际上都可以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来”。“设在香港的摩根―斯坦利公司研究亚洲问题的经济学家安迪―谢说,如果有同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相类似的模式,那就是19世纪的美国。劳动力过剩使工资下降,但是,由于物价的下降消费量却在增长”。于是中国就在工业上崛起了。
  但是这篇文章确实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动态现象:如果今天中国某种产品的生产成本还高于别国的话,中国很快就能够降低成本,变为能够以低于别国的成本进行生产。能够这样快地转变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几乎生产过任何高技术的产品,而且几乎保存了所有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由于中国已经生产过这些高技术产品,已经学习过它们的生产经验,中国就能够很快降低这些产品的生产成本,使今天在低技术产品上的低成本优势迅速转化为明天在高技术产品上的低成本优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绝不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对那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我们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保护和扶植,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美国的正面经验和拉美的反面教训都告诉我们,这样才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从而使中国尽快上升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
  在19世纪中期,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英国极力鼓动欧洲各国都实行自由贸易,它自己也确实带头实行了自由贸易。但是德国的许多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却把这看作是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针对这一阴谋,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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