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起源与本质(转载)

什么是市场?什么是市场经济?――细想还真说不清楚。短话短说。所谓市场,不妨认为就是经济交换活动的总和。市场经济则意味着藏在这些交换活动背后的“看不见的手” 由暗至明,指挥倜傥,支配并调度着经济系统中各种角色的经济行为。再往深一层看,市场机制一朝登临,经济活动必然沸腾而起,一举取代庄严的宗教、喧嚣的政治和亲密的家族,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社会运转的动力源泉。这是一次大转折。这种转折的过程中充满了波折和起伏。这个过程首先是渐进的,其次,“这种转变不是只出现一次,有些社会在成为交换经济之后倒退回去,而在倒退以后又将这同一的故事从头经历一遍。最后,正如中国目前的境遇,我们正经历着这种转变,而且至今没有完成。
  从古代社会来看,在市场经济正式出现之前,贸易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两种不同的道路。一条是我们熟悉的,从习俗经济中逐渐演化出市场组织:在一片自给自足的汪洋大海中,市场缓慢地浮出水面;另一条则常为人们忽视,希克斯指出,指令经济(国家力量)也能推动商业的扩张。以政府部门的庞大需求为依托,可以直接进入大规模商业。从亚当斯密以来,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分工与市场发展联系起来,所以当人们认识到这不是它的起源时,便大吃一惊……专门化实际上是一个规模经济学的问题;它确实有赖于需求的集中,但市场只是可以使需求集中的办法之一。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它在典型的官僚政治中早就非常有力地显示出来了。地中海上舳舻相连,那是古罗马帝国的运粮船;长安和洛阳六朝繁华,靠的也是王室采购和京师地位。民间商人打“政治牌”,出现过曾雄极一时的胡雪岩式的人物。号称称雄商界500年的晋商,其起家就是通过向边防军提供粮草换取食盐专卖权。遗憾的是,在这两条道路中无论沿着哪一条路线演进,都走不到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商人之间的互相信任和自律虽然可以创造种种商业传奇,但是,商业的深入发展,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保护财产权,二是保证合同履约,自发的商人团体固然能提供许多这方面的服务(或许比我们所能想象到的还多),但这类公共产品,最终还是要由国家出面提供,才有可能达到最优规模。另一方面,国家能推动商业扩张,也就能在旦夕之间毁掉商业。古代国家属于传统型统治,其合法性源于传统赋予其的道德化身的地位,所以国家要经常行使它的道德权威,镇镇商人们的经济活动,借伦理的名义对商人阶层实行控制和打击。
  国家出面制定符合市场经济心意的规则,是出于国家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他回顾市场经济在欧洲的演进,指出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关键性的介入:一次是古希腊时期城邦国家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另一次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同时,也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主要制度创新(资本市场、股份公司和现代税收体制等)。
  在希腊城邦衰落之后,在罗马帝国的灭亡之后,欧洲历史进入了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商业在蛮族统治和宗教压抑下草木凋零,但是,城邦时期的两个最关键的制度创新,其实也就是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却保存了下来,因而,商业在经历了漫漫黑夜之后,才有可能旧火复燃,而不必从零再来。这两个最关键的制度创新,一是货币,一是法律。为什么蛮族把罗马帝国毁之一炬,但在一片废墟中,却偏偏把这两种东西宝贝似地挑拣出来,供奉起来呢?
  货币制度和法律体系在欧洲的早早确立,使得商业在经历了长期的消沉之后仍能重续新篇。实际上,在中世纪的后期,即13世纪和14世纪以降,市场经济的嫩芽就已在积雪之下悄悄冒出头了。一部市场经济在近代欧洲确立的历史,同时也是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由于近代民族国家系借助市场经济力量成型,也依赖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支持才能行使统治权,所以国家就会意识到必须保障市场经济的壮大和发展。国家作用和地位由此不断提高,已非当年吴下阿蒙,这时,它又会忍不住逐渐向市场经济伸手,加大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国家和市场经济纠缠得越来越密切,终于难分难解,这就是所谓“现代市场经济”。
  自从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在欧洲就没有成长起来政治上的霸权国家。唯一可能成为霸主的神圣罗马帝国与教皇明争暗斗,结果两败俱伤。欧洲在政治和宗教两方面丧失了国际权威,各国群龙无首,而且找不到统治合法性的新的源泉,于是都变得富有侵略性。当时,欧洲的政治地图上四分五裂,国家间处在“一切国家与一切国家的战争”状态。这种国家间的竞争使得国家需要不断地集中权力,着意革新,从而开始了近代国家的“政权建设”工作。战争同时也成为国家借以凝聚国民团结,培养对国家的忠诚的绝好契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起源,也是近代国家找到的新的合法性的源泉(Till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战争绵延不绝,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加之军事体制的变革(由臣民自备武器战马随君主出征变为雇佣军),军费不断膨胀,给各国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单靠税收的增加仍然不足以满足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要求,因为公共支出的增长并非稳步上扬,而是有间歇性的。在战争等非常时期,国家还必须举债。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债制度的演变比税收体制的变革意义更为深远。比如,金德尔伯格在《西欧金融史》中就曾说过,中央政府控制财政收支只能是在偿付国债之后。中世纪时,国家以信誉不佳著称。借款给国家的风险要比借款给私人的风险高得多。希克斯教授指出,政府举债技术的进步是与银行业的发展分不开的。在银行发展的第一个阶段,银行家仅仅是作为投资委托人,借着比他们的客户拥有更多关于投资机会的信息,低息借款后高息借出以赚取利息差价;后来,银行开始吸收存款,并把暂时未提取的存款贷出;到了银行发展的第三个阶段,银行学会了用支票或票据把存款变为可转让的,这时,银行已经具备了自己创造货币的功能。银行通过这种货币创造,帮助政府加强了征收国民储蓄的能力。国家和银行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国家现在再也不会冒着使银行破产的风险欠债不还了。而国家还债信誉的提高,又使得国债有可能在资本市场上流通,这增加了国债的流动性,使得国债逐渐成为投资者欢迎的投资对象。
  。一派论者认为国家是社会成员之福利的总代表,国家是仁慈的、万能的,凡是在市场经济出错的地方,国家都负有出面干预的义不容辞的责任;相反,另一派论者则认为国家是破坏公民自由权利的暴君,善良动机的背后藏着政治的私利,国家干预是一条通向经济衰退、政治腐坏、道德沉沦的道路。从希克斯的故事中,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规律超越善恶。专制者寻求私利的努力,结果却是提供了对社会有利的产权规则,推动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变迁,(当然,这要有严苛的条件,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市场经济的出现视为历史演进中的偶然事件,正如人类的出现是生命演进中的偶然事件一样),这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人们常常是在结婚之后获得了现实感,并且带着一丝怅然反复品味这种现实感。现代市场经济就如同国家和社会的结婚,他们有相互间的默契和体贴,也有彼此间的抱怨和争吵,在极端沮丧的时候甚至会以离婚相威胁,但是,我总是觉得,他们最终会发现,最好还是平静下来,接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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